明治维新后，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，成为东亚强国，实现“第一次开国”。然而，这一进程最终以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告终。第二次则出现在冷战格局下，中美对立为日本带来战略机遇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，实现“第二次开国”。最近，日本的外交青皮书将世界进入的新时代称为是“中美大竞争时代”，基于日本对外关系的逻辑，它感到“第三次开国”的机会来临。日本将寻求“三次开国”进程样式，处理对华关系。
中日关系的发展由两个国际关系的互动逻辑决定，一是中国强弱的区域内在逻辑，二是域外强国的介入与对华压制，最主要的外部变量就是美国。这两个逻辑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日关系进程。
日本对华关系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起伏过程。古代两千年的中日关系主要处于“华夷体系”下。日本既有对华的仰慕，也存在矛盾。例如日本幕府儒官林春斋父子编纂的《华夷变态》的关于中国的逸闻集，反映出当时日本精英“以夷变夏”的心理。然而总体上，日本始终在这一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，难以在东亚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。进入近代后，西方殖民主义东扩，特别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对华侵略，给日本提供了战略机遇。黑船叩关唤醒了吉田松阴，他提出“补偿论”，主张日本应从朝鲜和中国这些弱邻中获取补偿。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明治维新的军国主义者，包括伊藤博文、山县有朋等人。
二战战败后，日本因中美对抗而得到第二次发展机遇。国共内战使日本借机摆脱战败者身份，不少日本军人甚至被卷入中国内战。此后，抗美援朝让日本获得重建空间，美国也在战略上放松对日限制，甚至对日本对琉球的主张也持开放态度，这些都为日本复苏创造了条件。在这一格局下，日本迅速崛起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甚至上个世纪的八、九十年代，改革开放的中国也不得不向日本学习，依靠日本的中低端产业分工和ODA，提升自身经济建设水平。
日本当前的对国际局势的基本定位是，世界所进入的新时代是“中美大竞争时代”。认为中美矛盾将是长期而结构性的，因此将对美同盟关系确定为核心战略追求的日本，必然使中日关系长期处于结构性对立状态。当前的日本持有机会主义思维，不可能对华真正友好，而是利用特朗普2.0时期的新“印太战略”设计，力图依托美国，在西太平洋建构日本发挥主导作用的新战略格局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国过去所追求的力图通过东亚区域合作“拉住日本”，已经不现实。我曾长期参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政策研究和二轨外交活动，协调外交部亚洲司的相关工作，也曾多次赴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和韩国等地开展公共外交活动。然而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影响程度，与日本相比仍有差距。
尽管中日之间存在长期的结构性矛盾，但中国仍然需要把日本纳入东亚区域合作框架。原因在于中日之间经济深度联结，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较高，产业链衔接紧密。过去他曾提出“中国、日本+东南亚（特定国家）”的“2+1”合作模式，认为中日两国在东南亚本是竞争关系，但实践中往往能够转化为共赢。例如，在越南和马来西亚，中国企业在水轮发电机罩、变压器等资源密集型产业上具有优势，而日本则在发电机等高端设备领先。最终双方通过协调，共同进入第三方市场，实现互补合作。这种经验完全可以推广至中韩、中印在东南亚和南亚的经济合作关系上，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抓手。
中国在推动东亚合作的过程中，曾经着力建立“东亚思想库网络”。在“10+3”的框架下，20年前就开始推动区域合作的第二轨道的制度化建设。当时，日本国际论坛的参与者起初态度抵触，但在长期交流中逐渐转变，特别是在吴建民院长推动下，日本一些高端智库人士逐渐接受并相互协调。这些交流有效推动了中日在东亚多边合作机制中的合作关系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安倍后期的政策走向，推动了所谓“积极和平主义”的政策表述。由此可见，尽管中日矛盾客观存在，中国仍需为日本保留一定空间和余地，避免将其完全推向对立面。
近年来中日关系在区域合作中的态势已经从“上行”转为“下行”。过去，中日韩间东北亚区域合作有过较为顺利的发展，但近年来出现了明显阻力。即便如此，中国依旧在努力推动中日韩对话，坚持把中日关系纳入周边外交的整体框架之中。这种努力反映出，中国在处理中日矛盾时，仍希望通过合作来对冲对抗。
影响中日关系的首要变量是美国。虽然不能说是绝对的决定性因素，但美国因素始终是居于首位。在拜登时期，美国推进系统性的印太战略，让日本获益匪浅。正是在这一框架下，日本得以通过美日韩、美日澳、美日菲等“小多边”机制深度嵌入区域安全架构。通过改善日韩关系而建构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，就是典型案例之一。在特朗普2.0时期则有所不同，特朗普的战略倾向于“新光荣孤立”，在欧洲搞大平衡，在亚太则选择适度退居幕后，让盟友在西太平洋前沿发挥平衡中国的作用。美国的这种战略收缩既让日本感到有点失落，但也让其看到了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。
在美国适度收缩的背景之下，近来日本的活跃程度显著提升。日本之所以如此积极，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。首先是“单一战区”的构想。日本提出的“单一战区”构想并非单纯针对台海或南海局势，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军事战略的结构性安排。在这一结构性战略设计中，美国更多处于幕后支撑位置，而日本则被推向前台，发挥牵头建构西太平洋统一军事战区的作用，强化其在区域安全格局中的主导性角色。
其次是中程导弹体系的问题。美国已经在菲律宾部署了“堤丰”中程导弹，不排除形成长期部署的态势。下一步，这一体系有可能扩展到日本。同时，日本自身也在发展巡航导弹，其射程已经可以达到1000至2000公里，覆盖中国沿海地区。韩国方面同样在这一方向迈进，解除美国解除了对韩国弹道导弹的射程限制之后，其导弹射程的覆盖范围已经直指山东和华东。这些迹象表明，美日韩的导弹体系未来可能形成一个对华系统化的战略威慑网络。
最后是核问题的潜在风险。韩国舆论对于自主拥核持支持态度，相关讨论已经进入美国智库的研究议程。而日本则可能选择另一条路径，即与美国“核共享”。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容忍日本有限的核能力，以美日共享的方式形成对中国东海岸的核威慑。这一趋势值得高度警惕，因为它可能会成为未来地区安全格局中最敏感、最危险的变量。
随着中国的再次崛起，中日关系的逻辑是否将从近代的域外决定性逻辑，重新回归古代的区域内在性逻辑的主导样式，这是一个值得观察和思考的长远战略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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